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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观念中的一道门槛

时间:2014-2-19 16:47作者:阿克苏摄影网 阅读:770 评论: 0来自: 数字驿站

内容简介: 如何看待摄影作品的真实性,PS的“影像”还是不是摄影,一直争论比较多,司苏实老师从理论高度进行了阐述。(司苏实:原人民摄影报总编,现黄龙王沟荣誉村民.曾历首都中学红卫兵战火宣传队队员,临汾北王大队知青司务 ...
       如何看待摄影作品的真实性,PS的“影像”还是不是摄影,一直争论比较多,司苏实老师从理论高度进行了阐述。(司苏实:原人民摄影报总编,现黄龙王沟荣誉村民.曾历首都中学红卫兵战火宣传队队员,临汾北王大队知青司务长,省京剧团乐队队长,省广播爱乐乐团办公室主任,本报读者服务部经理,20年专业编辑记者,业余软件工程师,曾身兼十数个国际、国家、省级摄影团体“官员”,现闲云野鹤于山水之间....)
       摄影的本质是精确的记录。因此人们主要围绕着精确记录的独特属性来利用摄影,张扬摄影的个性,发挥摄影之长。习惯上看,精确记录的东西便是真实的东西。因此,摄影的这种精确记录的属性,越来越多地用来记录那些需要真实可靠、不容置疑的影像,例如司法证据、要事记载、新闻报道之类。
  但时间长了,问题也就出来了:谁说摄影这精确的画面就一定是客观的,真实的?摄影的精确记载,只能是镜头前的那一点东西,因此,也只能是一个有限范围的客观画面,而且只能是影像上的客观。背后的东西能拍到吗,精神上的东西能拍到吗?每件事情都是由正反两面组成。只看一面,或只记录影像,能否真正记录下客观、真实?即使正面的东西,摆弄一下再拍,制作一下再拍,能全看出来吗,还真实吗?
  蒋齐生老先生在80年代初提出了抓拍的口号。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对新闻报道摄影领域的拨乱反正,这口号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今天来看,是治标不治本。一方面,在所有新闻事实面前完全彻底地抓拍是办不到的;一方面,镜头操作在摄影人手中。摄影人是依自己的认识、条件去选择画面。谁能说这认识便一定是客观、真实的东西?而精神领域的客观、真实,又只能依靠摄影人的主观选择才有可能实现。
一、对摄影客观性与真实性的思考 
  问题出在更大的范围。摄影是一种技术手段,不应该有人从任何方向限制摄影的多角度、多学科发展。就象文字,即可以记载历史,同样可以创造艺术一样。摄影为什么不行?建立在“精确记录”基础上的摄影艺术,本来就完全可以尝试一切可能的手段,去发挥摄影的独特魅力,例如拼接、修改、调换,和各种可能的创造。那么,如何面对客观性与真实性的问题?

《美军占领硫磺岛》 
  不久前,网上一次因纪实摄影真实性问题引发的冲突,引起我的注意。一方是纪实摄影的崇尚者,认为摄影承担着记录社会,记载历史的责任,因此绝不能虚构,绝不能摆弄客观对象,以维护摄影的尊严;一方是电影电视(艺术)的创作者,认为摄影不过是一种手段,我要表达我心中的真实,创造有良心的艺术,我有权力尽我所能,组织我的场面,安排我的对象,然后用摄影把它拍摄下来,甚至后期加工制作,以有效实现我的艺术思想。其实问题早已存在,摄影门类中的“观念摄影”,早就不管什么摆与抓,捕捉与虚构。出身于艺术领域的摄影家,或称利用摄影这种技术的艺术家,已经完全放开了手脚,去用这种本来属于“忠实记载”的摄影,去随心所欲地创造他们心中的真实了。
  我想大概是两种人在谈两个问题,但却硬是把它们放到一起说了。
  纪实摄影是以客观记述为主,兼以主观的表述。而电影,包括越来越多的观念摄影,是以表达自己的感情、思想为主,只是借客观的影像一用而已。这些主观的东西当然也是客观存在,也许可能更真实,是真实的思想认识,甚至是去芜存真的客观,而不是良莠并存的杂乱的客观,这也没什么不好。
区别在于:看你要干什么。 
  如果要报道自己亲眼所见的事物,包括记录社会、历史的真情实景,那就要老老实实地记录,不要弄虚作假;如果只是想借客观的景象来表达自己的认识思想,而无意报道什么真情实景,摆弄摆弄又何妨?
  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要弄清:
  摄影无论是客观的记录(新闻报道),还是主观的表达(观念摄影),都越来越明确地在用“让人无论怎样看都是非常客观的影像”来做文章。正是这一点把人们搞糊涂的.
  这其实是摄影区别于其它任何艺术形式的根本所在——摄影是在用影像做文章,而不再是绘画的线色笔触。拍摄影像只是一个基本操作,都是在利用“摄”和“影”,写社会调查可以(客观记录),写小说诗歌(主观抒发)为什么不行?
我郑重地提出了客观影像在整个摄影范畴中的身份问题。而不论是客观记录性的摄影,还是艺术表现性的摄影。
  倒退若干年,人们执著于探索摄影和绘画的区别。那时最大的难点,在于同是平面,同是画框,同是色彩、线条,很难区分摄影和绘画的个性。显而易见的区别便是真实性、客观性。因此,人们始终围绕着这一点做文章,天经地义。
  摄影物理性的复制,特别是“抓拍”、“偷拍”手段,的确记录下了自然世界及人类社会中自然存在,仅靠想象几乎无法实现的微妙影像。但这并不等于做到了真实。
  选择就可以改变真实:
  同在一室,镜头对向干净的桌台,与对向阴暗的角落,就有着本质的区别;
  同拍一人,捕捉笑脸,或捕捉哭脸,同样有着本质区别;
  同一个生活现场,捕捉善良和捕捉罪恶,肯定有着本质区别;
  ……
  摄影人都知道:不同光线、不同色彩,甚至不同角度、不同构图,不同焦距——特别到了今天的数码时代,Photoshop,随便什么,都可能轻易改变画面的客观、真实性质。我们如何维护真实性的尊严? 
二、抓拍与摆拍的问题 
  抓拍源起于穆卡西、布勒松时代。与其说是为客观、真实而抓,不如说是为了捕捉自然存在却难以想象的更为内在的东西;或难以拿捏却无比微妙的偶然关系。彼得·格拉西[1]在他的《亨利·卡迪尔-布勒松的早期作品》一书里解释:“超现实主义的摄影方式同阿莱根(Aragon)和不列塔尼人上街的方式极其相似:他们都对一切平常的和不平常的东西有着浓厚的兴趣。超现实主义者在用他们质朴的摄影方式,捕捉那些曾经被其它现实主义摄影理论所排斥的,现实生活中固有的朴素、逼真的影像。他们认为,普通摄影——尤其是在摆脱了其实用功能的时候,就会产生出其不意的,毫不做作的深刻含义。”
  匈牙利摄影记者马丁·穆卡西(MartinMunkassi,1896-1963)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位抓拍大师。他宁可抱着巨大的相机跑到外面去,也要用抓拍的方式得到自然生动的瞬间[2]。布勒松深受穆卡西和超现实主义摄影观念的影响。1931年,当他看到穆卡西当年在非洲拍到的一张快照时被彻底地震撼了:3个近乎剪影的非洲裸体男孩儿,正在跑进坦噶尼喀湖(LakeTanganyika)的碎浪之中。照片捕捉到了孩子们行动中那种自然、优美,和天性,以及他们对生活的狂喜。布勒松说:“没有一件事象穆卡西的作品这样,彻头彻尾地令我诧异,并且告诉我怎样去摄影。当我看到穆卡西的那些‘小黑羊’在波浪中奔跑的照片时,我无法相信这会是用相机捕捉到的。我诅咒它,我拿起我的相机,钻进了街巷。”正是这张照片启示布勒松放下画笔,拿起相机。他解释:“我突然明白,摄影可以在一瞬间凝固永恒(Aphotographcouldfixeternityinaninstant)。[3]”
  摄影创作中的所谓“生动”、“自然”,其实也是在讲这种内在的气蕴。抓拍给人带来的震撼和感染力,除了难度之外(这是一种艺术魅力、技术魅力),与其说是来源于客观、真实,不如说来源于难以构想的细节逻辑,和可以继续发现的系统记载,也来源于建立在客观真实基础之上的题材的共鸣性[4]。
  按理说,用抓拍来描述摄影的个性(客观性、真实性)是行得通的,只是机械了一些而已。就象让小学生上课要手背后,其实是为了控制他淘气,不要总猫腰,长大变罗锅。摄影人也从抓拍中慢慢悟出许多更深层的道理。但问题也随之出现: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完全的抓拍是不可能的。再老实的摄影人也会不断地摆拍,否则他根本完不成任务。去某人家里采访,你能说他根本不知道有人在拍他吗?你当然可以说:“象平常一样”。但这本身便是一种摆了,主人公极少可能真的象平常一样,丝毫没受干扰地接受摄影师的摄影采访。

摄影作品《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总统府》

画家陈逸飞的著名画作 
  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多了。事件现场没来得及拍,而人们太需要一幅“现场记录的”、“可以信任的”、“可以留存历史的”影像资料,来记录下这一重要事件了。于是,宁可补拍,再所不惜。事实证明,尽管这些摆弄过的照片让人知道后产生不快,但仍要不断地使用它,以让人们通过它了解当时的“现场”情景。哪怕一边使用,一边抨击摄影者的不诚实。二战中著名的《美军占领琉璜岛》不是补拍的吗?《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总统府》不是补拍的吗?认真浏览西方摄影史,你会发现,从西方公认的世界上第一位战地摄影记者罗杰·芬顿(RogerFenton,1819-1869)开始,“制造现场”的行为便已经出现了:那时的曝光时间是15秒,而且机器大得很,不可能现场抓拍!紧随其后,号称第一次全面记录战争的马修·布雷迪(MathewBrady,1822-1896)团队,为全面记录美国内战,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来制造现场,而他曾说:“相机是历史的眼睛”。苏联红军摄影师叶夫根尼·哈尔杰伊(YevgenyKhaldei,1917-1997)1945年5月2日在柏林拍摄的,俄国士兵在德国国会楼顶升旗的照片,同样是为拍照而刻意安排的[5]。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要么我们得不到一幅既说明事实又鼓舞人心的照片,要么只好重来。

        而禁止干涉拍摄对象,众多历史著名新闻摄影记者和纪实摄影大师级人物可能提及甚至强调,但自己并未严格遵守[6]。我们最熟悉的作品,尤金·史密斯(William Eugene Smith,1918-1978)的《乡村医生》、《水俣》,许多画面都是精心安排、多次拍摄的,并在暗房精心制作所得,就连苏珊·桑塔格也对这些照片的效果赞美有加[7]。我们明确反对那种为某种利益而伪造事实的事情,这是不言而喻的事。但这些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大多并未严格遵循不干涉被摄对象的原则,同样是有其道理的:客观、真实与否,并不由抓
与摆决定。

       凭心而论,抓拍人如果持否定态度,一定可以在美好的事物面前,抓到丑恶的“证据”;抓拍人如果想美化丑恶,同样很容易得手。中国文革期间的大量“作品”,包括新闻报道可以证实这一点;今天许多歪曲现实的作品同样可以证实这一点。事实上,抓拍可以成为作假恶人的挡箭牌。我们最崇敬的战地新闻摄影英雄罗伯特·卡帕,和他所拍的为反对战争杀戮起过重要作用的最著名的照片《西班牙士兵之死》,已经令人难以置信地被证明是早在一年前就摆拍出来,并曾经公开发表过的。在同一幅画面中(从天气和视角看出来),竟是两个不同士兵摆出的、两个可以明显区别出来的“中枪死去的”士兵的相同动作。卡帕这幅名作是以新闻照片的形式最早发表在1937年7月12日出版的《生活杂志》上。但早在将近一年之前,1936年9月23日出版的《VU》杂志上,卡帕曾发表过可以轻易证实是同时拍摄的另一幅照片[8]。伪造事实的摆拍我们当然反对和唾弃,哪怕是我们崇拜的偶像,但我们是否能够仅仅因为没有完全抓拍,便断定摄影师的品格出现问题?


        我们当然希望在所有需要的时刻都可以出现完全在现场抓拍的既绝对精彩(至少是足够记载历史时刻,足够传递本质真实的),又无疑是历史重大瞬间的优秀画面。我们完全可以鼓励人们去为此而好好练兵,努力奋斗,事实上也确实存在成功的案例。但摄影的瞎子摸象本性(必须在现场,必须亲自“摸”到,且只能是单一视角),已经决定了这种理想多少有些脱离现实。现场条件千变万化,千万种因素中的一种出现,就可能使这决定性瞬间的拍摄化为泡影。要么放弃这个重要瞬间的记载,要么重来。更重要的是,过份强调抓拍,无异于逼着一大群吃这碗饭的(或急于成名的)人,在没有机会的时候去捏造事实,以维持自己的饭碗,或维护自己的名誉和地位。这无异于是对人性的一种“逼良为娼”。20多年来的新闻摄影及纪实摄影实践,已经无法否认地证实着这种不断弄虚作假的格局,以至于大旗网站在今年的3.15,需要呼吁举行“照片打假行动”。

       因此,尽管我们明确反对任何欺诈行为,理论上的尺度仍应该认真研究。就像艺术的虚构不应该等同于捏造一样,新闻报道摄影中的补拍、摆拍现象,到底是恶意欺诈,还是善意补缺,我们应认真加以区别,必须考虑摄影的特殊性,并客观、冷静地面对现实。

       我认为可以提倡抓拍。与其说它维护了真实性尊严,不如说它体现了摄影独特的魅力和更好的传播效果。但不一定过分强调禁止摆拍,只是条件上要有明确的限定而已。例如可以随着图片的发表公开声明,是什么样不可避免的原因只得补拍,或曾如何加以调整(例如摆拍、后期处理),以让读者从一开始便知道真相,理解摄影师的善意和无奈。除此之外任何有条件可以拍摄,或没有必要必须提供摄影画面的时候,却仍要摆拍或后期处理的行为才能严格禁止,以让摄影人能够坦然地面对复杂情况。一味地机械限制,必然导致理论的不通,和实践中的有法难依。

三、摄影人的品性问题
        进入到今天的创作兴盛时期,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总是绕不过去:难道摄影就只能“客观”吗?上述的冲突把这个问题亮到了桌面上。在回贴中我明确地点破了这个问题。

        事实上,新闻、报道摄影也罢,纪实、文献摄影也罢,观念、艺术摄影也罢,包括以写实为主要手段的风光、花卉摄影,他们已经绕开了那个难解的迷团,意识越来越明确、取材越来越专一地利用现实世界中的真情实景,来传递信息、记载社会、表达观点和抒发心胸了。因为这真情实景,以及由它而来的更为内在、更为微妙的东西,连布列松也承认,是画者无法想象,也难以实现的(出处同上)。这才是真正属于摄影所独家拥有的东西。

        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需要澄清:客观不等于真实,主观不等于不真实。

        首先,真实本身便是主观的尺度。是人认为它真实,它才真实。于是,盲人摸象的故事便与此对应:摸到了腿,象是粗的;摸到了鼻子,象是长的,这些都是真实的。

        其次,主观认识也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无法看到象的全貌,也可以通过科学研究,认识到象的全貌,包括认识到象的五脏六腑,经络气脉。这恰恰是主观的功劳,是科学意义上的真实。即:1、主观本身就是客观存在;2、主观认识的东西,许多时候,的确比客观摸到的真实得多;3、人类对自然、社会的认识,许多只能存在于主观之中;4、人类通过艺术手段来表达更为内在、更为精神性的真实内容,只能通过主观手段得以实现。

        因此,追寻客观、真实的绝对化本身就是不客观的。对于拍照的人来说,真实存在于自己的品性、道德和法律约束之中;对于观照图片的大众来说,真实存在于通常的、普遍的信任之中。没有依据,不要随便猜疑,制约只能靠道德和法律。

       在回复博客网站邀请我参与“照片打假行动”时,我回复说:“捏造与虚构不能混为一谈。捏造与否,实质不在于是否摆弄,甚至不在于是否虚构,而在于人品、人性。即使新闻报道领域,真实与否,同样重点在于人的道德教育,和法律的建全,而不在于对照片的一
幅幅甄别。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不宜草木皆兵。大家放心去相信照片,相信拍照片的人。重点放在人的道德培养,帮助人性回归,出现问题,追究于道德、法律就是。否则,便有可能出现像文化大革命时的那种人心惶惶,人人查“四旧”式的现象,这不适宜于今天
的社会环境需求。

       在另外的几次回贴中我说:“具体到摄影上,我认为(照片拍到的东西)应该与自己的思想观念追求合拍。这是关键,什么人拍什么照。说难听点,恶人拍恶照,至少他还是体现了自己的好恶,还是真实的表现。可怕的是拍的照和自己的心不是一码事,这算什么品性啊?”,“我并不想说他们(上述恶人)一定好。但至少他们是大胆地爱,大胆地恨,大胆地张扬自己的个性,根本不考虑传统规则,故意反抗传统观念。仅这一点便比伪君子强百倍。”

       “今天的人们在拼命呼吁‘真实’和‘客观’,可往往忘了去改变已经有多年历史的虚伪心态。你知道文化大革命毁得最惨的东西是什么吗?是人的品性。如果品性被摧毁了,教育出来的子孙会好么?子孙教育出来的子孙会好么?伪劣品种,多代近亲繁殖,加上整个社会性的视虚伪、罪恶为正常,视善良、真诚为怪异,道德伦丧,良莠早已不分,求什么真实?”

       “摄影知识可以学到,中国学不了,外国可以学。但恰恰忘记了学一学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和基本的道德规范,甚至不想学一学桃园三结义、梁山好汉的一个‘义’字。所谓‘没家教’,不正是指的这个么?我看摄影人真正应该好好学学的,是老庄孔孟,诗经乐府,甚至佛学易经。哲学、文化、道德、伦理,修身和养性,恰恰是艺术人才最需要掌握的基本常识。没有这些,你拿什么到世界上去炫耀啊!”

       “我说的修行,是指认识能力、判断能力的提高。没有人格,谈什么拍摄出让大众欢迎,能够留得住的高尚艺术品?认识能力、判断能力,是指对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真实的观点、思想。这是不可能说一下就做到的,需要长期关心,长期观察思考,特别是独立的思考,这只能靠‘修行’得来。以往我们太关注技术,然后又太关注‘大道理’,就是忘了直接去关注社会、关心民生,忘了自己的文化修养,特别是忘了怎样修炼好自己的品性、人格。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拍出个性鲜明,具有思想价值、情感价值,然后才是具有社会价值、历史价值的产品,这不是所有传世作品最基本的尺度吗? [9]”

      因此,改变摄影领域弄虚作假现状的根本手段,在于人性的回归。

四、结论

       这样探讨的目的在于:
       1、让记录社会客观、历史客观的人,在拍照之前,首先要扪心自问:“你尊重事实吗?”然后放心大胆地去记录自己认为的真实,哪怕无奈时摆弄摆弄也无妨;

       2、让担心上当受骗的大众,放心(当然也要机智些)地阅读和理解真实。若出现做假和欺骗,和其它技术手段一样(例如文字),有道德准则和司法手段在制约呢;

       3、让从事艺术创作的艺术家,放心大胆地构思,放开手脚去摆弄那些从现实中捕捉来的影像素材,踏踏实实地去塑造自己内心的真实(当然也应该扪心自问),去发展和完善摄影艺术的独特魅力;

       4、让后人通过这些客观的,或主观的影像语言,去理解今人的喜怒哀乐,去体会今天的现实,包括影像的现实和内心世界的现实;

       5、让人通过照片中的摆与抓、客观与否,去认识拍摄者,进而去认识那个养育了摄影人和镜前景像丰富的、复杂的人类社会。

        我们今天可以说:摄影既是一种记录客观影像的技术,也是一种利用客观影像的艺术。当人们需要记载社会、历史时,摄影可以发挥独特的记录功能,给后人留下真实可信的影像遗产;当人们需要表达自己的心胸时,摄影可以用其独有的方式,内在而深厚地表现自己的认识、思想、感情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当人们需要娱乐时,尽可以发挥小型相机的轻便、快捷和Photoshop的强大影像处理功能,玩得随意,玩得开心……
       只需要像使用其它任何工具一样(例如菜刀、斧头或文字),时刻检点自己的行为。
       抓拍是一种功夫。
       抓拍是一种艺术。
       但摆拍,未必不是一种功夫,也未必不是一种艺术。
       拍摄中永远包含着摄影人从行为到内心世界的客观真实。
       跨过摄影观念中的这道门槛,天将无限宽,海将无限阔。



注释:
[1] Peter Galassi,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摄影部首席策展人。
[2] 见阮义忠编《摄影家》大陆合刊第4集,浙江摄影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
[3] 本人译文《卡迪尔-布列松的一些相关资料》(http://blog.daqi.com/article/69880.html。源自“维基百科”英文版(http://en.wikipedia.org/wiki/Henri_Cartier-Bresson)。
[4] 见本人《细节在摄影中的特殊地位》一文(http://blog.daqi.com/article/51255.html)。
[5]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中文版,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一版,第43页。
[6] 孙京涛《纪实摄影-风格与探索》,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6月第一版,第92页。
[7] 伍振荣《影像谎言》,香港摄影杂志-博艺集团,2006年版,第101页。
[8] 伍振荣《影像谎言》,香港摄影杂志-博艺集团,2006年版,第113页。
[9] 详见本人博客《与影友的一段通信》对贴:http://blog.daqi.com/article/1157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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